本文将中印争议边界视作一组复杂的国家间契约问题,认为国家战略文化偏好特性决定了他国在双方争议边界问题上道德风险程度的强弱,进而影响边界摩擦发生的烈度与频率。以中印洞朗对峙及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为案例,本文探讨我国合作型战略文化与印度道德风险行为两者间关联机制及体现,认为在忽略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我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偏好从契约性质、制度安排和策略选项等方面为印度在争议边界的道德风险行为塑造了某种保护激励机制,埋下了双方边界摩擦隐患。为此,本文建议我国修正完善相关契约,增强威慑性,力争减少并有效防范来自他国的道德风险挑战。

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之一的印度,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不仅是印度引以为豪的主要成就,也是当前联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最重要的选民基础。但近年来,印人党政府不断扩张的福利主义策略似乎又与亲市场经济、强调社会公平的中产阶级诉求相背离,其他主流政党也相应呈现集体的福利主义转向。本文聚焦被印人党政府创造的新概念群体——新晋中产及其政治影响,在阐述印度语境下中产概念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借助损失厌恶的分析视角尝试理解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人党在扩张地方政治势力版图时面临的挑战及其策略的调整。本文认为,由于政党话语建构与动员宣传,印度中产指涉范围扩大,民众对中产认知存在偏差,当今印度庞大的中产群体实际包含了大量脱离贫困的中下层民众,被印人党政府冠以新晋中产之名,后者抗风险能力弱、损失厌恶情绪显著,对政党选举动员及福利主义产品更为敏感。此外,印度亲商业大资本的发展道路倘若无法实际惠及中下层民众,当前福利扩张的路径不仅不可持续,还将长期损害印度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为与印度崛起的“大国身份”相匹配,近年来印度学术界和政策界尝试用新的范式和“标签”来揭示印度外交发生的重要变化,在此背景下“多向结盟”逐步成为印度外交的关键词。“多向结盟”表面上看是对长期被视为印度外交标志的不结盟的否定,反映了莫迪政府外交的重要变化,然而“多向结盟”实际上既没有超越“不结盟”,也不是对“不结盟”的否定。“不结盟”既非一种意识形态,也非等同于尼赫鲁外交,而是一种蕴含了超越国际格局变化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已深植于印度战略文化之中,其本质是大国战略自主。研判印度外交发展变化及其本质取决于影响它的定量和变量因素。基本的定量因素有以“寇松主义”为核心的印度国家安全思想、大国战略和大国战略自主,主要的变量因素涉及印度政治的世俗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之争、世界主要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主导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等。一般而言,变量因素下印度外交的变化是基于定量因素,这是我们有效考察印度外交重要变化或转型的基本前提。

中美战略竞争给印度带来了战略红利。战略红利使印度对战略机遇和战略威胁的认知发生转变,并拉大了印度自我身份认知与外部角色期待之间的差距。角色理论分析框架下,鉴于印太核心国家在对印度的角色期待中并不涉及对印度某种领导型地位的接受,因而印度试图通过身份选择性切换和投机性凸显“印度教特性”来进行角色转化,并选择性地进行“全球领导型国家”的角色扮演。然而,频繁的身份切换造成了外界对印度角色认知的困扰,而印度对“印度教特性”的强调则可能强化美国对印度另一个“他者崛起”的认知,从而在深层次使美印基于“中国威胁”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复杂化。在未来,印度国际角色认知和角色扮演之间的冲突性将有所上升。

印度与中东地区地缘邻近,各领域交往源远流长。印度是影响中东地区事务的重要外部行为体,中东是印度外交布局的重要方向之一。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外交更加积极进取,提出“西联政策”并高度重视与中东国家的各领域合作。莫迪政府“西联政策”的目标主要是提升印度在中东的国际影响力、对冲巴基斯坦在中东的政治根基、谋求成为中东国家可持续增长的伙伴等。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莫迪政府运用首脑外交、经济外交、能源外交、公共外交等政策工具,努力深化与中东国家合作。莫迪政府在推进“西联政策”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既注重政策布局的支点建设,又突出政策手段的经济与文化并举,还强调政策实施的大国平衡。“西联政策”推动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分化与合作,加速了中东地区格局的裂变,同时印度在中东地区从双边与多边两个层面“对冲”中国,未来需密切关注“西联政策”新动向。

2011年以来,缅甸充分利用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小国身份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不断调整与大国和邻国的关系。本文在就平衡与对冲策略进行概念界定和比较的基础上,从策略目标、策略表现、形态倾向及对冲强度四个维度就2011年以来缅甸对华策略选择进行分析并发现,只用对冲或平衡策略来解释该时期缅甸的对华政策并不全面。同时,在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国家内部脆弱性及中立主义外交传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1年以来缅甸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均有所调整,呈现对冲与平衡双重策略周期性摇摆的特征。吴登盛政府和民盟执政时期的缅甸对华政策波动较大,策略选择分别表现为对冲主导下的平衡和平衡主导下的对冲。2021年军方接管国家权力后,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面临着对外关系严重恶化的局面,策略选择主要表现为对冲与平衡有限兼顾的双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