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正在重启和复制冷战时期的一些典型科技创新模式,以引领和回应新一轮的国际产业竞争。DARPA、SBIR与 MEP分别是美国在冷战时期为扶持尖端技术研发、创新融资和技术应用所建立的三个成功模式,它们如今被推广到新能源、生物医疗、半导体芯片等多个关键技术领域,由点到面地形成扩散。美国科技决策体制为制度创新与扩散提供了独特的环境,它既具有机构多元、预算灵活和公私合作的分散型体制特征,也同时受到资源竞争、预算政治化以及利益集团寻租的多重压力。中美之间以科技实力为依托的多领域战略竞争以及美国两党在科技政策上的极化,加剧了美国科技资源的分配压力,推动美国科技体制从分散型向压力型转轨。由于科技政策创新和试错的政治成本增加,促使美国政府采取更高效的制度改革,效仿冷战经验建设 “标杆性项目”,从而推动了典范式创新模式的多领域扩散。一些科技职能部门积极学习同类部门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对原有制度进行了调整与改进。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在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制度环境的科技发展模式,但压力体制下的制度推广也可能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相关经验值得我国借鉴与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