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赤字日益凸显，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赤字主要表现为: 国家授权有限与多边合作的意愿减弱、民主参与不足与正当程序约束稀缺、决策效率低下与多边治理成效欠佳、治理规范缺失与主体身份认同下降等，其实质是全球治理机制权威与主体认同的脱节。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赤字受到国家授权与全球治理机制

自主性博弈、全球治理机制与国际权力格局不对称、机制供给不足与治理需求旺盛之间的内在张力、机制变迁的惰性与滞后效应、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的困境、治理规范陈旧与机制公正合理发展不同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和建设，为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夯实国家治理能力根基、消减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赤字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美国外交话语为何频频引用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 乃至制造了 “修昔底德陷阱” 这样的错误论题? 答案在于美国学术与政策的特定互动模式。文章考察美国外交话语中的修昔底德引用，结合古代与当代修辞学理论分析作者的论证策略发现，根植于美国古典学学科的 “希腊例外论” 和美国外交话语的主流 “美国例外论” 具有同样的价值基础，即基于其优势地位的优越信念；这一优越信念勾连了两种例外论，驱动着美国外交话语选择性地吸收古典学知识。美国外交话语中的修昔底德例解了这一知识流散的政治学，美国古典学针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反思佐证了这一跨学科的知识流散机制。

安全共同体概念源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区域主义与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二十多年来，西方学界的安全共同体研究经历了一场深刻的 “实践转向”，其核心命题在于通过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借鉴移植，打破物质/ 观念的二元对立，确立实践在社会事实生产中的关键地位，进而以过程性、 动态化视角重构安全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机制。而这一转向也为解析中国引领全球安全治理、 构建新型安全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实践转向的理论视角下，“全球安全倡议” 与 “一带一路” 的安全合作，被视为通过具身化与日常实践构建逐步塑造共同安全模式的过程，其有效性依赖情境化互动中的互信积累，而非刚性制度约束。这种强调实践驱动和过程主导的治理模式不仅有助于超越美西方制度霸权的普世化迷思，亦突破了传统区域主义研究的路径依赖困境。

近年来，部分国家对华负面认知呈上升趋势，这种负面认知是对现实的准确反映还是存在认知偏差? 文章根据美国、 德国、 韩国、 日本、英国和新加坡六国网民的调查数据，对对华负面认知的现状及其心理根源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首先，国外公众的中国实力评估与对华负面认知之间存在异质性效应，即两者关系仅在霸权国美国呈统计上的显著正相关，而在非霸权国家，两者在统计上不相关或呈显著负相关；其次，六国公众对中国意图的负面评估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是生成对华负面认知的主要原因，而这两个因素的心理根源则是认知上的消极偏差；最后，公众的爱国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等政治价值观因素对对华负面认知有一定影响，但整体解释力度较低。研究结果表明，从公众层面看ꎬ 中国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对华负面认知，部分国家所盛行的对华负面认知，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对中国意图进行刻意歪曲，另一方面则因心理层面的消极偏差而产生错误知觉。然而，中国意图被误解并非国家间互动的必然，如何在信号传递中掌握主动权，有效避免他国对中国意图的误读和歪曲，需要引起学界和政界的重视。

中等强国如何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塑造国际秩序? 文章认为，中等强国在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进程中逐渐产生国际秩序自觉，驱动形成秩序战略，塑造国际秩序。在国际秩序变革期，中等强国基于国际秩序自觉的持续性与秩序环境变化，形成不同的秩序愿景。秩序愿景的分化，造成中等强国改革国际秩序的深度出现差异，相较于国际秩序稳定期，变革期的秩

序战略更加多元，逐渐形成秩序护持、 秩序改良与秩序革命三种类型。中等强国同秩序主导国的愿景一致性程度，也影响其秩序战略的实施效果。文章以澳大利亚、 韩国以及伊朗为案例，探究了中等强国在国际秩序变革期的秩序战略，论证了核心观点。面对中等强国在国际秩序变革期的国际秩序自觉及其秩序战略分化，中国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外交，支持 “全球南方” 中等强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