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中的国际社会概念刻画的是一种强制扩张型国际社会。这种国际社会以西方国家所主导的规则、规范和制度为基础,最早出现在近代欧洲,然后通过殖民扩张等方式强行将亚非拉地区纳入其中。国际社会的扩展被视为 “文明”的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 “野蛮”的非西方接受所谓西方文明的过程,形成了一种以西方为主体、非西方为客体的 “自我—他者”等级制度,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很难在这种国际社会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充分发展。这一国际社会的概念和内涵已不适应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和世界发展潮流。文章在对英国学派强制扩张型国际社会进行批评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了一种以共同发展为核心的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这种国际社会以实现各国均衡、普惠、共赢发展为目标,将各国视为具有平等发展权利的主体,赋予国家主权以真正平等的内涵。共建“一带一路”将共同发展的核心理念带入国际社会之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旨在推动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使发展成果能够更公平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中国通过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实践,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了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建设,开拓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国际秩序转型是与权力转移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既有研究多将国际秩序转型作为大国物质性权力转移的客观结果加以考察,对秩序转型进程本身的关注略显不足。合法性与施动性的研究视角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补充。在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下,国际秩序转型可能存在四种路径:重塑、调适、继承和失序.英法权力转移的案例证明了在合法性低且施动性强的背景下,国际秩序将以强制的方式实现重塑;英美权力转移的案例。讨论了在合法性高且施动性强的背景下,国际秩序将以劝说的方式走向调适转型。上述案例的差异性路径,展示了国际秩序转型的多元互动方式,基本排除了权力转移与国际秩序转型的冲突必然性。合法性与施动性的视角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在非物质层面丰富国际秩序转型的逻辑 机 制,也 有 助 于 厘 清“修正主义”的含义与特征,既为历史上的权力转移进程提供新的发现,也为当下的中美互动提供更多理论思考。

大国竞争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现有研究多从权力制衡的视角展开分析.但大国竞争的目的并非只是实现权力的超越,更是希望建立符合自身偏好的国际秩序。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国际秩序竞争,而掌握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核心是建立合法性。因此,合法性制衡是国际秩序竞争的首要方式,权力制衡是服务于合法性制衡的路径。以正向/负向制衡和话语/行为途径作为两个类型化指标,文章将合法性制衡的方式区分为话语正向制衡、话语负向制衡、行为正向制衡和行为负向制衡四类。当前中国主要通过话语和行为的正向制衡方式提升自身合法性,同时以话语和行为的负向制衡方式对美国进行反制。美国主要通过话语和行为的负向制衡方式削弱中国的合法性,同时以话语和行为的正向制衡方式巩固和提升自身的合法性。鉴于美国的强权行为引起了包括其盟伴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的不满,其合法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相比之下,中国的举措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因此,中国的合法性正处于上升阶段。

作为具有高度实践性特点的大战略理论,地缘政治学往往深度嵌入一国的外交与军事战略中。大陆均势是地缘政治学关于海陆对抗的核

心命题之一,由于大陆扩张的极限指向海洋,加之欧亚大陆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居于核心地位,只要并非海权大国盟友,崛起的欧亚陆权大国大概率会被海权大国锁定为主要的地缘竞争对手。大陆均势的维系与海权大国承担大陆义务的意愿与其制衡偏好息息相关,对于海权大国而言,海洋优势与大陆均势是共生关系,全球地缘优势与欧亚大陆均势相辅相成。当前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秉持的地缘战略传统与利益考量决定了其判断战略威胁的基本逻辑.然而,针对中国塑造大陆均势对于美国而言也是一个未有先例的地缘战略难题,从 “亚 太 再 平 衡”到 “印 太 战略”,美国正不断调整、深化对中国的地缘遏制布局,而中国将以战略适度与战略集中两种行为模式应对来自美国的地缘安全压力,加快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地缘战略目标。

国际技术扩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技术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扩散的动力是什么? 为何技术领先者在一些情况下允许技术的自发扩散,一些情况下又对特定经济体进行技术遏制? 文章指出,国际技术扩散的进程会因技术生命周期处于不同阶段,而受到技术领先者网络性权力的影响。特定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催生出由技术控制、制造能力和市场权力共同构成的网络性权力,这种网络性权力会随着技术生命周期的演进而动态变化。当技术领先者的网络性权力受到技术赶超者威胁时,国际技术扩散将从经济逻辑转向政治逻辑主导,促使领先者采取技术遏制策略。同时,技术遏制的强度,还受到赶超者对于领先者而言是盟友还是对手这一因素的调节。半导体技术在东亚地区的扩散过程表明,每当美国的网络性权力遭到其他经济体的挑战时,半导体技术扩散的经济逻辑就会让位于政治逻辑,日美半导体冲突与中美半导体冲突即为例证。

进入２０２５年,为何美欧供应链低碳转型制度节奏突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 文章基于间断均衡理论模型,分析了供应链低碳转型国

际制度非线性演进的类型、动因。根据低碳竞争战略诉求序列与低碳政治意愿黏度,制度节奏可划分为激进型、进取型、渐进型、冷漠型四种类型。研究发现,欧盟表现为 “激进型—进取型”拖延松绑转向,内部政治系统分化、外部负面政策图景共同刺激了制度的简化调整。美国转向 “进取型—冷漠型”退化停滞,内部政治极化单向改变了制度节奏。相比美欧,中国供应链低碳转型制度节奏未出现非线性态势,这得益于政治体制特有的优势与政策图景的自主塑造。因此,中国应保持渐进性的制度节奏,通过防御性、积极性双重策略,提升供应链低碳转型的制度定力。文章不仅为供应链低碳转型国际制度的均衡与突变提供了一体性解释,也丰富了供应链低碳转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