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度塑造地缘政治认同,改变地缘政治空间。近年来,国际制度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成为大国追求地缘政治抱负无法忽视的新领域。一方面,传统地缘政治在多边主义时代没有消亡,影响力反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基于地理条件的大国竞争逻辑在发生改变,国际制度正在构建一种基于地缘政治的新的运作模式。然而,这一地缘政治逻辑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关注。事实上,国际制度具有清晰的地缘政治逻辑,通过“成员—地理—权力”的框架将成员政治、地理政治与权力政治相关联,把地缘政治与国际制度相结合,可以分析国际制度层面地缘政治的运行逻辑。总体上,国家通过成员资格竞争、地理环境竞争,推动权力政治竞争,尤其是大国可以通过国际制度确立地缘政治优势,形成新的权力格局。在中美竞争背景下,大国间围绕重要成员和关键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地缘政治争夺,以获取地缘政治优势。对于中国而言,加强国际制度合作可以减轻因地缘政治紧张带来的压力,是应对地缘政治博弈的有效路径。

国家为什么要创建不足以实现其预期效果的弱国际制度？由于既有制度创建理论无法解释这一问题,文章提出了制度创建的“吸睛”逻辑。当面临与国内主要利益集团利益相悖的规范性压力时,国家可以通过创建弱制度来分散国际、国内公众的注意力,让其误以为诉求正在被回应,从而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缓解短期面临的规范性压力,并只需承担较小的物质成本。通过美国在2005年主导创建的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与欧盟主导创设《京都议定书》这两个案例,文章验证了上述理论。研究表明,相较于欧盟与《京都议定书》的关系,美国创建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并非为了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而是为了缓解国内日益增长的规范性压力所进行的“吸睛”之举。这一逻辑不仅丰富了既有制度创建理论,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下国际制度低效甚至消亡背后的深层原因。

越南是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后积极拉拢的对象。然而,越南对不同时期的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却有着不同的回应。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表现出较高热情并积极配合,对特朗普版“印太”战略态度谨慎,对拜登版“印太”战略则有着一定热情并有限配合。越南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态度,主要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竞争强度与对越南的承诺及承诺的可信性。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强度决定了越南所遭受的风险大小;美国对越承诺及其可信性决定了越南所能获得的收益。奥巴马政府对华竞争强度小且对越南的承诺高/可信性高,使得越南在较小风险下可以收获较大收益,越南得以积极配合“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强度大但对越南的承诺可信性低,使得越南在较大风险下收益有限,越南从而谨慎配合其“印太”战略。拜登继续对华高强度竞争,但却提升了对越承诺可信性,使得越南在较大风险下的收益上升,使其愿意有限配合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随着大国竞争长期化,越南将坚持更为审慎的“竹式外交”,其政策行为将随中美关系的变化和美国对越政策的波动而变化。对此,中国应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并对越美政治配合与安全合作保持警惕。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受阻与收入差距相对扩大,最终表现为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滞缓。对外开放是东亚经济起飞的必经之路,但对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东亚经济体而言,经济开放又意味着巨大的产业升级与社会分配压力。基于此,东亚经济体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是否建立起有效的开放调节机制。开放调节机制泛指在经济开放条件下,东亚经济体调整生产要素结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合集,通常以产业发展政策和社会分配政策的形态出现。开放调节机制分为两大类型:侧重于培育与转化劣势要素的进取型调节机制,与侧重于加固和汲取优势要素的保守型调节机制。确立进取型调节机制的经济体更易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形成保守型调节机制的经济体陷入陷阱的可能性更大。上述分析框架在韩国和泰国两个东亚案例中得到充分检验。

国家经济安全超越经贸利益动机,推动了国家间展开新一轮的规则博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从偏向投资者保护向东道国监管权回摆,但国家(地区)参与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及其成因之问仍待回答。基于全球治理视角,文章提出以“改革意愿—议价能力—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分阶段解释框架,并发现基于国内主要行为体互动的改革意愿和基于国家间力量对比的议价能力是影响一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关键变量。文章将路径选择按改革程度划分为渐进式改制、激进式转制和重构式建制三种类型,并分别选取美国主导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欧盟主导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和巴西主导的《合作与促进投资协定》为案例,对成员方制度策略选择落实到国际制度的改革和演进上的影响机制进行验证探讨。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要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进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创新,为兼顾国家政策自主权与增强投资者信心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全球投资治理向更有效方向发展。

近年来,美式数字经贸规则已广泛融入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这些规则的国际扩散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由何种力量推动”值得探讨。一些既有研究和案例表明,企业是影响国家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要行为体。文章认为,美国跨国企业是美式数字经贸规则国际扩散的重要推手。文章利用2000～2021年的全球样本,实证检验美国企业的数字跨国并购交易数量对于他国对美式数字经贸规则接受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美国企业数字并购交易数量的增加,东道国对美式数字经贸规则的接受程度显著提升。具体到地区层面,这种影响尤其显著地存在于亚太地区国家。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从时间段来看,这种影响主要在2007年之后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