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国际供应链分工呈现出地缘政治主导、安全考虑优先的特征。对相对收益和经济安全的关切促使美国在供应链领域的权力投射行为日益凸显，但具体形式和手段却因时而变。既有研究从功能性和战略性视角分析美国的供应链安全战略，但尚未探讨其具体策略的不同类型及背后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技术梯度决定了美国垄断产业优势的必要性，垂直分工下的产业内异质性制约着美国实行垄断策略的可行性，并会影响具体举措，二者的共同作用会决定美国实行供应链安全战略的压制型、围堵型和解旋型三种具体形式。20世纪80年代美国针对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战略、2018年以来其对华实施的半导体战略，以及其2012年至今的对华光伏产业战略均能印证上述观点。

地理决定论与地理无用论都不应是我们审视大国崛起的底层逻辑，陆海复合型强国面临陆权与海权的双重易受伤害性风险，但不代表一种陆海兼顾的战略偏好就必然导致负面的战略效用。战略偏好存在时空差异性，克制战略很容易被解读为成功崛起的重要路径，但一些战略形势下克制未必是审慎的战略决策，反而可能招致更加不利的局面。克制/激进、集中/兼顾构成了手段选取与决心展示的差异化选择偏好，并且每一种战略选择及其效用都要考虑到不确定性的传导机制。地区/全球层面的两极或多极格局，以及与之相关的地缘威胁紧迫性，共同构成地缘位势压力，塑造了国家对兼顾或集中的路径选择。决策者的知觉与错觉、国内精英的政治施压程度，则是安全感知的主要来源，使国家形成克制或激进的选择偏好。本文构建一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大战略议程，优化传统的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对相关案例的实证检验则遵循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陆海复合型强国即使面临较大的结构性压力，仍可能通过兼具科学与艺术的战略缔造来有效管控地缘政治风险。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大国竞争，应更加注重战略布局在地缘政治空间中的轻重缓急，地理对战略的塑造作用与战略对地理的能动性，是当代安全战略理论不应回避的问题。